華教權益逾期自誤

看來檳威華校董事聯合會主席拿督楊雲貴對州內11所華小被教育局委派不諳華文教師出任課業輔導教師一事，已來到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否則，不致於在日前撂下重話，要教育局馬上調走這些教師，直言若不調走的話，將召開大會，且計劃發動三大機構前往教育局和平請願。

面對華教權益長期被吞噬的行動，華教工作者疲於見招拆招的精神，無疑的是值得肯定的。當前除要傾力尋求 “奇蹟”挽救華教斷根六月天的終極危機，間中還要謹慎應對從旁殺出的其他偏差措施。

不諳華文事件不是新鮮課題，1987年就已發生，不久前的依約補選還被執政華基政黨拿來當撈取選票。此次不諳華文教師事件再起，或只是另一個要讓華社與華教工作者把有限資源從原本必須集中應付斷根危機，轉移至應對不諳華文教師派往華小的偏差政策上的策略。

即便是華小數理英化教學與考試政策，亦早在2002年實施，近期又爭議的華小遷校不公平條約同樣不是新玩竟兒。儘管有份參與政策制定或默許的政黨領袖不斷地否認華教危機，不斷地把偏差政策的責任推諉給他人，但是，只要到了那天，當華教正式被他們挖掘的墓穴堆埋時，歷史恐怕將不會不把這些華教挖墓者的 “功勞”記上一筆。

比較遺憾的是，當我們能阻止斷根與偏差，還有機會突圍而出時，我們的領袖卻以諸多理由來逃離，說什麼 “有撥款好過沒有撥款”，拿什麼 “有得搬遷就不要再要求多多”，有者更大談 “遷校是政府英明及體恤華社的證明”等等。

更可怕的是，當斷根危機已橫擺眼前，我們看到那些要華教斷根者沒有被唾棄，還時爾被推崇；一些嘴里高喊愛我華教者與受惠於華教的群眾，更依然堅持上述思維，或認同上述論述。對是非對錯的倒置，對公民權益的妥協，對統治集團心存的奴役心態，若已來到這種地步，若不斷根又夫復何求呢？

那一天，當歷史追賬，斷根的華社領袖或可以一把手，統統推給別人，一付無辜受害者的模樣，不過，認真而言，在人民做主的民主社會，不管是華社領袖或群眾，該檢討和追究的，難道不也是這些要帶領華社的領袖們和我們自身的原則、立場、策略等嗎？

如果李孝友參與制定、默許當年的華校改制政策，到了50年後臨終前才來向華社道歉；如果安華當年指示推行偏差教育政策，到了依約補選才來認錯，那麽，我們這個時候的 “華社李孝友”是否要像李孝友一樣，在另一個50年後，再來一個向華社鞠躬道歉呢？這個時候的 “安華”是否要給他等到多年之後的選舉，才出來為錯誤政策認錯呢？

要是我們譏諷當權者在位時不敢做俯順華社之事，我們根本就忘了是在嘲諷自己，畢竟，不敢向當權者在他當權時，全力要求他勢必俯順華社意願，又豈不是同等的不該呢？

當華教危機是源自於一個終極目標下所展開的策略性系列偏差政策，可是，華社與華教工作者卻每每天真地受到誤導與蒙騙，以 “個案心態”來看待偏差政策，以個案來要求政府個案地解決時，我們早就不難預料，華社在疲於應付數不勝數的種種偏差政策之際，對捍衛華教命根的焦點，早就被全盤擊潰到無法看清那個源自於終極目標的真正面貌。

說實在的，當前華教斷根危如果僅僅依靠已沉淪到必須辦 “董事覺醒運動”的華校董事去爭取，靠那些本來就沒有危機意識的華校家長能夠從道德勸說中覺醒去拯救，那麼，悲觀而言，不管是從聲勢、力量、數量，都根本不足以讓挖根者有所震撼，不然的話，華教就根本不會淪落到今日退無可退的局面。

可是，出路在那裡？它可能無路，可也處處有路。靠誰找出路？靠華社自己，不是靠所謂政黨領袖，更要靠全民力量，不單是華社力量，只是僅爭六月天，逾期自誤。